中国企业大洗牌！！！
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上千家鞋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河南遂平，一个安静的中原小县城。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让这个小县城陷入进退两难，7000工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企业的倒闭犹如公交车，半天不来一辆，然后三辆一块儿来。山东青岛，2007年，上百家韩资企业卷款裸逃，撂下一地的债务白条和成千上万不知所措的中国工人。在新《劳动合同法》压垮企业的说法喧嚣中，企业破产潮正从南往北袭来：新《劳动合同法》是不是最致命的那把刀？
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韩资裸逃，中国当地政府不愿公开：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编辑 潘葱霞 图片编辑 翁倩《南都周刊》记者 莫中客、叶伟民、车黎、陈鸣 北京、广州、河南遂平、青岛 报道（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南都周刊供腾讯深度专稿，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倒闭潮还是淘汰潮？
春风萧瑟，席卷着珠三角那些早已风雨飘摇中的企业。
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景象并没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媒体惊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诺倒闭链”。
同样来自该协会的报告称，50%的企业开始计划迁往内地。然而内地也并非乐土一片。河南省遂平县被誉为“中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宣布停产转让，2万工人一夜之间被隔在了厂门外。
无独有偶，集诸多宠爱于一身的外资企业也卷进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管人间蒸发了。而被誉为韩企天堂的青岛，也遭遇了韩企卷款裸逃的冲击。
到底有多少企业关门，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有“曹破产”之称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的“破产数据库”统计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破产立案数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产企业比上年增加了12%，达到3207件。
同时，“破产数据库”所描绘的曲线展示，中国破产立案数自1991年起，连续6年以每年超过此前历年总和的速度上升；1997年到1999年有三年摇摆；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8939件；而后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下跌，2006年跌至2857件；2007年则是六年来破产案件首次上升之年。
但是“3207”这个数据在曹思源看来，并不准确。中国企业的破产率只在0.1%左右徘徊，远没有达到正常的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去年的正常破产立案数应该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从春节开工至今，在东莞厚街一家小鞋厂工作的张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务就是，站在灰尘笼罩的大街上，举着“招工牌”，等待熟练工的出现。没有工人，工厂少承接了80%的定单。在她老板看来，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到1500元，还是很难招到满意的工人。
鞋厂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亚洲鞋业商会负责人李鹏写进了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他或重或轻地罗列了十几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东莞港资鞋厂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话或许能说明企业的窘境：“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被媒体戏称为“五大炮手”之一的张茵炮口直指新《劳动合同法》。“这种状况已经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特别是对低文化层次、技术含量不高的人群冲击更大。”她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一项。在她看来，“签订无限期合同”是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历史倒退。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始人曹思源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实出现很多反弹的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劳动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这样会被误解成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企业，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能耐。
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多少成本增加，说法不一：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认为，守法企业丝毫没有影响，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根据南海金履鞋业负责人刘坤的测算，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两税合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
“两税合一”也被很多企业主“诟病”。有评论认为，韩企出逃很大原因在此，外资企业不再具有血统优势，而是和中国企业平等竞争，使得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外资企业不负责任地集体外逃。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产业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业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运。目前珠三角超过70%的产业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10%之间。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加速产业升级。
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4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曹思源认为，产业升级这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
《朝鲜日报》2月引述经济评论家朱健国评论珠三角企业倒闭的现象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是有人亡，现在是企业正在亡。一个企业死亡，就会有数百至数千名职工失业。情况要比想象中更严重。”
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新《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纠葛增加。2007年底，惠州一工厂里近千名员工由于不满公司新规定实行“罢工”。 记者 田飞 摄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36岁的广东江门鞋商王启华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宏发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而在这个倔强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兴的工业区，已停转的吊机和冷清巨大的厂房不难让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一个私企成长范本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广东电白县，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厂不到一年，王启华就跟一位性格投缘的老师傅学会了一手拉线的绝活。这得到了老板和一个年轻女工的青睐，前者把他提拔为车间班长，后者则在1991年嫁给了他。
1995年，已升至厂长助理的王启华自觉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独立门户。那年夏天，他和妻子来到江门农村，租了一个旧祠堂，请了两个小工，办起了第一个小工厂。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和广州大多数早期本土企业主一样，一心想着勤劳致富的王启华包揽了从厂长到送货员的所有职务，进行家庭作坊式的运作。
“那时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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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桐城网；稿源：互联网
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韩资裸逃，中国当地政府不愿公开：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编辑 潘葱霞 图片编辑 翁倩《南都周刊》记者 莫中客、叶伟民、车黎、陈鸣 北京、广州、河南遂平、青岛 报道（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南都周刊供腾讯深度专稿，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倒闭潮还是淘汰潮？
春风萧瑟，席卷着珠三角那些早已风雨飘摇中的企业。
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景象并没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媒体惊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诺倒闭链”。
同样来自该协会的报告称，50%的企业开始计划迁往内地。然而内地也并非乐土一片。河南省遂平县被誉为“中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宣布停产转让，2万工人一夜之间被隔在了厂门外。
无独有偶，集诸多宠爱于一身的外资企业也卷进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管人间蒸发了。而被誉为韩企天堂的青岛，也遭遇了韩企卷款裸逃的冲击。
到底有多少企业关门，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有“曹破产”之称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的“破产数据库”统计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破产立案数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产企业比上年增加了12%，达到3207件。
同时，“破产数据库”所描绘的曲线展示，中国破产立案数自1991年起，连续6年以每年超过此前历年总和的速度上升；1997年到1999年有三年摇摆；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8939件；而后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下跌，2006年跌至2857件；2007年则是六年来破产案件首次上升之年。
但是“3207”这个数据在曹思源看来，并不准确。中国企业的破产率只在0.1%左右徘徊，远没有达到正常的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去年的正常破产立案数应该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从春节开工至今，在东莞厚街一家小鞋厂工作的张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务就是，站在灰尘笼罩的大街上，举着“招工牌”，等待熟练工的出现。没有工人，工厂少承接了80%的定单。在她老板看来，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到1500元，还是很难招到满意的工人。
鞋厂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亚洲鞋业商会负责人李鹏写进了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他或重或轻地罗列了十几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东莞港资鞋厂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话或许能说明企业的窘境：“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被媒体戏称为“五大炮手”之一的张茵炮口直指新《劳动合同法》。“这种状况已经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特别是对低文化层次、技术含量不高的人群冲击更大。”她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一项。在她看来，“签订无限期合同”是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历史倒退。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始人曹思源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实出现很多反弹的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劳动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这样会被误解成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企业，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能耐。
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多少成本增加，说法不一：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认为，守法企业丝毫没有影响，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根据南海金履鞋业负责人刘坤的测算，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两税合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
“两税合一”也被很多企业主“诟病”。有评论认为，韩企出逃很大原因在此，外资企业不再具有血统优势，而是和中国企业平等竞争，使得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外资企业不负责任地集体外逃。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产业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业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运。目前珠三角超过70%的产业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10%之间。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加速产业升级。
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4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曹思源认为，产业升级这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
《朝鲜日报》2月引述经济评论家朱健国评论珠三角企业倒闭的现象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是有人亡，现在是企业正在亡。一个企业死亡，就会有数百至数千名职工失业。情况要比想象中更严重。”
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新《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纠葛增加。2007年底，惠州一工厂里近千名员工由于不满公司新规定实行“罢工”。 记者 田飞 摄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36岁的广东江门鞋商王启华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宏发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而在这个倔强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兴的工业区，已停转的吊机和冷清巨大的厂房不难让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一个私企成长范本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广东电白县，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厂不到一年，王启华就跟一位性格投缘的老师傅学会了一手拉线的绝活。这得到了老板和一个年轻女工的青睐，前者把他提拔为车间班长，后者则在1991年嫁给了他。
1995年，已升至厂长助理的王启华自觉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独立门户。那年夏天，他和妻子来到江门农村，租了一个旧祠堂，请了两个小工，办起了第一个小工厂。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和广州大多数早期本土企业主一样，一心想着勤劳致富的王启华包揽了从厂长到送货员的所有职务，进行家庭作坊式的运作。
“那时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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